《
泰山石刻》：泰山石刻学的丰碑
山东省世界自然
遗产研究会会长 李 继 生
2007年10月8日
2007年 6月 6日，泰山学者
袁明英历十年风雨、十年艰辛所搜集、整理、创作并主编的10卷本《泰山石刻》，首发式在
泰安隆重举行。这是丰富泰山
文化的创举，是自金石学诞生以来集泰山石刻之大成的宏篇巨著，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树立了一座石刻学的丰碑，真可谓中华之最，世界之最。
《泰山石刻》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研究项目，由
中华书局出版，国学泰斗
季羡林先生亲为作序，著名
书法家
欧阳中石先生题签，集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之研究成果，辑录泰山及其周围自秦至现代的各类石刻6000余种，图片近万幅。《泰山石刻》对研究泰山乃至
中国的
历史、文学、书法、
旅游、宗教、美学、哲学及民俗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是一部浓缩两千三百年文化历程的传世之作。其题例完备，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图文并茂。读之，令人赏心悦目，百感交集。
岩岩岱宗，赫赫威名，与国同安，雄镇居东。泰山遂之成为华夏民族“峻极于天，发育万物”的生命之源，吸引改制应天的古帝王接踵至此或巡踪柴望，或登封告祭：祈佑太平，刻石纪功。于是乎，上至名流重臣，下至黎民百姓，纷至沓来，或登岱揽胜，或朝山进香，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碑碣，摩崖石刻，孕育了泰山文化中博大精深的一只奇葩，“数量之多，形制之巨，历史之悠久，年代之连续”为名山之冠。
泰山石刻源远流长，现存最早的为《秦刻石》，但亦可上溯远古。《庄子》曾云：“七十二君登封泰山留石刻千八百处。”季羡林先生在“序言”中指出：“从远古到现在，人类进步的脚步，都能在泰山上反映出踪迹，之所以如此，应归功于泰山石刻。”据古籍资料和考古新发现佐证：泰山石刻有可能诞生在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人能在礼器陶尊上刻画图像文字，为何不能到赖以生存的泰山上刻字呢？但遗憾的是先秦帝王或部落首领石刻，早已被风化湮灭，而壶天阁后药王殿及岱顶大观峰、瞻鲁台等处，残存的酷似先秦或大汶口陶文的石刻尚未被破译，更未引起考古学家的重视。故而目前全世界最古老的石刻仍属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古西亚文字石刻。但世界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之文化早已沉沦失传，唯独
中华文化和泰山文化生生不息，连绵不绝，从未出现断代与断层，这便是东方文化的魅力及泰山石刻的价值。
泰山石刻是历史之见证， 民族之传记，文化之瑰宝，书艺之大观，故被历代文人所珍重。自宋代金石学大兴之后，泰山石刻遂散见于诸家志书或辑录之中，至清《岱览》录入766处；改革开放后，我主编的《泰山志》，考察泰山风景区石刻：碑碣1239块，摩崖1277处，总计2516处。刘秀池主编《泰山大全》称：“在泰山辖区内，现存历代石刻1678处。”而今《泰山石刻》则录入6000余处，创历史之最。其录入范围也是前无古人，为泰山山区及其周围：东至
莱芜，东北至
济南东南郊区龙洞及佛峪，东南至新泰，西至东平，西北至长清，南至宁阳，北至济南北郊华不注山。东西长150公里，南北宽110公里，除去四个角的空挡，总面积至少有14000平方公里。这是泰山石刻学上的创举，是一曲颂扬泰山文化的黄钟大吕 ，乃震耳烁今。
打开卷帙浩繁的《泰山石刻》，洋洋四百五十万字：卷首为论述，先述泰山石刻之源流与现状、辑录与研究；再论泰山石刻之美学、文学、书法、景观、史学、宗教、民俗等价值及研究的深层意义。后为按区域分卷的石刻辑录，利用现代摄影和先进的勘测手段充分显现出石刻现状、环境、载体、方位，图文交融，相辅相成，将为后人进行对比性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看范围如此之广，观考察如此之细，听诠释如此之明，见剖析如此之精，实乃感人肺腑。没有种过地的人，怎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没有亲历探险的人，怎知书中文字字是汗水？这是袁君心血的结晶，寒暑的融合，艰辛的脚印，奉献的音符。我边读边被他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所震撼。他那伟岸的身躯，跑遍了高山大壑的峰峦深涧、遗址遗迹，查清了僻乡山庄的墙脚旮旯、破庙残垣。他不畏艰险地摔跌攀爬，拍照测量；不避寒暑地剔刮抄录，辨识揣摩；日以继夜地翻阅资料，考订校正；一丝不苟地誊抄撰文、对比筛选。这宏大的系统工程，这艰巨的历史重任，这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坎坷的十年道路，这艰涩的碑刻古文，这深奥的历史典故，恰似一道道关卡，一只只拦路虎，竟然都没有压倒这位半路出家的汉子，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怎能不让人惊叹而铭于五内！这便是山东大汉的气魄、泰山精神的体现！
《泰山石刻》内涵丰厚，包罗万象，不仅是一部泰山的百科全书，也是大中华的百科全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林木禽兽，无所不包。仰观秦皇汉武以来，帝王盛世、义军突起、朝代更叠、国家动荡，无不散见石刻中，且补正史之缺、纠方志之误。
如，唐显庆六年（661）高宗与武则天遣
东岳先生郭行真等道士到泰山岱岳观，“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并立《造像记碑》（俗称《双束碑》、《鸳鸯碑》、《岱岳观纪事碑》），即是反映武则天改唐易周的前奏。继而她又挟多病的天子于乾封元年（666）东封泰山，改革旧制，亲禅社首山主祀地之仪，为登基大造舆论。而《造像记碑》中的后续题刻：大周天授二年（691）、万岁通天二年（697）、久视二年或大足元年（701）以及长安四年（704），则是记录武后登基之后，为宣扬建立大周的正确性及答谢和进一步乞求泰山神灵庇佑而连续举行的盛大道场活动：“大宏道观威仪师那虚应，法师阮孝波……奉敕于东岳岱岳观中建金箓大斋四十九日，行道设醮，奏章投龙荐璧。”（《周•长安四年造像写经记》）
又如，明代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欲立备受宠爱的郑贵妃所生三皇子为太子，而重臣则坚持立长子为太子，故出现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其间郑贵妃曾三次遣近侍太监到泰山三阳观“伏望诸天默佑，圣母垂慈……太子纳千祥之吉庆。”另有一次是以“皇三太子”的身份差官太监曹奉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三阳观刊刻《太上老君常清静经》，这是极其罕见的资料。神宗在无奈之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立皇长子为太子，而郑贵妃和三皇子在此之前竟然堂而皇之地自称“太子”实属历史疑案。
再如，清同治三年（1864）分别立于泰山东麓和西南麓的《泰安东上土门避乱碑志》和《三圣堂碑记》，不仅记载了太平军和捻军在山东的活动情况，而且详细记述了在泰安的实情：“至咸丰四年南匪蠢动……，十年庚申九月十八日，南匪突至大汶口，不日即回老巢……。十一年辛酉二月初南匪又突至泰安……是年南匪四至（泰安）……同治元年皇上冲龄即位，赫然震怒，钦命大经略僧邸帅巢除南匪，歼厥渠魁。同治二年南匪又窜至泰安……，大经略僧抵帅又统领大军，即将贼匪歼灭殆尽。”四年之内，捻军七次进攻大汶口和泰安域，填补了捻军长期流动作战的地方史料空白及纠正了误传。
《泰山石刻》中类似史料不乏其例。
冯玉祥在泰山于1933年创建《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时，所立《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记碑》、《故上将军张公讳绍曾被难记碑》、《故上将军郭公松龄被难记碑》，更是弥足珍贵。他在碑中详细介绍了滦州起义是辛亥之年由北方同盟会员组织发动而响应武昌起义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关于起义军建立的“北洋军政府”，系孙中山先生命名，并派遣同盟会员带着“大都督印绶”前往滦州发动起义，揭示了一个历史之谜。另外，清孙星衍称岱顶有《武则天颂》；清王逵撰《灵岩寺千佛殿记》中自称“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公事” ，即是在
曲阜奉祀轩辕
黄帝的太极宫主事人；
肥城陶山幽栖寺有唐广明二年（881）所立《陀罗尼经幢〉，记黄巢起义军行经陶山时施主亲历，“人马往来约百千万，虽罄家资，且喜慈亲（母亲）万福，骨肉不被俘虏，在园牛马皆悉如故，”与正史《旧唐书•逆臣传•黄巢》所言“所过焚剽，生人几尽”完全不同；唐代三大高僧的义净大和尚乡贯向有“范阳”与“齐州”两说，但苏辙在《四禅寺诗》中明确证言其僧为齐州山荏人，即今之长清区张夏镇土屋村四禅寺遗址，且有义净真身塔尚存；元代朝廷基于民族政策尊藏僧为国师，统领全国佛事，其教正式官方文书通用藏文，但后来的元代文书却未见藏文，而至正元年（1341）立于灵岩寺的《大元国师法旨碑》却是藏汉两文，为元代正式官方文献中使用藏文的唯一所存；1993年在古帝王曾九次禅于云云山（今新泰楼德镇柴城村东）之地，发现乾隆三十年（1766）所立《云云山肇建观音殿碑记》，纠正了《史记正义》服虔所说“山在梁父东”和晋灼言在“蒙阴县故城东北”之误等，均有重要史料价值。
再则，书中对泰山石刻的书法价值、美学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及其景观价值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精湛地论述，并按朝代顺序分别予以剖析对比，不仅惠及当代，亦启迪后学。
总之，《泰山石刻》洋洋大观。政治家在这里可找到治国的方略，创业的精神；军事家可探求战略的要务，制胜的钥匙；史学家可寻觅历史的踪迹，意外的发现；文学家可获得丰富的素材，创作的灵感；企业家可学到范蠡的商训，致富的原则；宗教家可感悟心灵的禅定，超凡的无为；地学家可剖析古老的杂岩，地层的变迁；旅游家可纵览立体的资源，双重的遗产。
